委员名片 

　　崔向群：女，1951年12月生于重庆万州，籍贯山东博兴，天文学家。2009年11月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，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，国家重大科学工程“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”（LAMOST）项目总工程师。1975年毕业于华东工程学院光学仪器专业。1982年，获得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硕士。1995年，获得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博士学位。

　　11年前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群众游行队伍中，南京天光所承担研制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“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”（LAMOST）出现在彩车的巨幅播放屏幕上。这表明LAMOST成为体现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、科技支撑能力显著提升、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进展顺利的标志性成果之一。

　　11年后，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LAMOST项目总工程师崔向群在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作为中国首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天文大科学装置，也是目前世界上光谱获取能力最高的望远镜，LAMOST“巡天”近10年成果颇丰，建议国家对有突出贡献的大科学装置给予持续支持，助力创新二次工程。“不要等着让国际竞争对手用我们的技术做基础，再来超越我们。同时，科技界呼吁顶层设计，基础研究、基础应用研究、应用基础都要并举。”

　　巡天遥看一千河 

　　一套《十万个为什么》成就了一位科学家 

　　记者：看完您的履历，我们觉得您可以被称为“追光者”。这个光可能不只是光明，还有光谱。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光、光谱感兴趣的？

　　崔向群：我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，母亲是中学老师，那会儿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第一版刚刚出版，我母亲就给我和弟弟买了一套。我记得那套书有8本，覆盖了天文地理、动物植物很多内容，非常能启发小孩子的思考。

　　1964年，我上初中时正好遇到教育改革，当时要求教师教学要生动活泼，有些高中课程要下放到初中，大学课程要下放到高中，而且增加了兴趣小组和课外活动。可以说，那段时间对我们兴趣的培养来说意义重大。另外，每年我们中学图书馆大门口都会贴着高考喜报，那时就觉得，清华、北大、北航、科大都是非常好的学校，学长们考上好学校，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。

　　后来高考暂停了，我成了“老三届”，上山下乡。但我们那时很多人对读书是有渴求的，后来我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，虽然没有被分到自己喜欢的专业，但当时就一个信念，既然推荐我上大学，我就要学好。

　　我初中就对物理感兴趣，在大学期间学的却是光学仪器，后来中科院招研究生，我就结合天文与光学仪器学科一起学习。应用光学主要学3样，望远镜、照相机和显微镜。天文学家用望远镜观测天体，用天体光谱做研究来探索宇宙演化，验证新理论。但放眼看看，所有的光学仪器，包括望远镜都是外国人发明的，直到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（LAMOST）问世，这是由中国人发明的、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望远镜。

　　改变我们生活的Wi-Fi、GPS，实为天文学基础研究“副产品”

　　记者：大学毕业分配时，别人都希望在城里工作，您为了专业对口，要求改分配，跑到江西大茅山的光学仪器厂去了。在那里，您有怎样的收获？在国外研究室工作时，您的国外同行又有哪些方法、思路和精神值得我们借鉴？

　　崔向群：有人认为我去大茅山的经历是段励志故事，但我当时只是很单纯地认为要学以致用、专业对口。毕业分配时我被分配到了南昌市飞机制造厂，一到那里我就和他们讲，我学的是光学仪器，我应该去位于大茅山里的5318光学仪器厂，那里也有我的同学。

　　到了山沟里，我不仅在车间里了解到很多光学工艺知识，也逐渐体会到大家在大山里特有的困惑，我觉得这段经历也是我一段非常难得的实践机会。后来我在英国工作了1年多，又在德国工作了近8年，和欧洲科研人员在一起，我感觉我们的基础课教学并不比他们差，比如一些物理、数学和专业基础知识，甚至是软件编程，很多外国同行经常会问我，你这些都是在哪儿学的？我说我是在中国学习的。但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就是西方人很重视独立思考，很重视实际动手能力，重视工艺制造。当时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一定差距。以致我们生产出来的很多产品在工艺上显得有些粗糙。现在，这些问题我们已经重视起来了。

　　记者：您所主导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——LAMOST，是至今为止世界上光谱获取率最高的望远镜。近来我们也听说，它发现了目前银河系中自转最快恒星、发现了新的移动星群、最大质量恒星级黑洞、富锂巨星等很多科学成果。光谱总数越多，意味着什么？转化为对经济社会民生助力，您能否具象的举几个例子？

　　崔向群：天文是门基础学科，通过这门基础学科，人们可以了解宇宙，了解地球在太阳系、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位置，了解太阳系、银河系、宇宙的演化。光谱有发射线、吸收线，肉眼可见的波段里，我们已经得到1000多万条恒星光谱，光谱里蕴含着天体的很多物理和化学信息，通过对光谱的分析研究，我们可以了解恒星所处的演化阶段，研究恒星和星系的形成，观测太阳系外行星上是否存在生命。去了解宇宙，从中理解生命的意义。

　　天文学是基础科学，看起来与经济社会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长期看，天文学研究成果助力经济社会的例子不少：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Wi-Fi（无线上网，也称行动热点）的发明与射电天文学家有关、GPS（全球定位系统）的问世有天文学加持，天文观测里还需要有特殊材料、精密器件、高精度加工工艺，这些都会起到促进技术发展，间接地影响经济社会发展。但从一些纯基础研究的角度看，我们不是故意要去研究技术应用和产品出来，研究成果往往不是规划出来的，很多被广泛应用的新技术，其实是基础研究中偶然获得的“副产品”。

　　能买来的技术都有“卡脖子”风险国内科研要讲求强强联合 

　　记者：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中有两个观点令我们印象深刻，一是强调“基础研究”和“基础研究平台”的重要性，二是强调地方政府应转变观念，眼光不能仅停留于短期内的“经济收益”上，同时也要关注由原始创新引发的“持续动能”。我感觉您想说的也是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的事，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地方政府的观念转变问题？

　　崔向群：过去，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重视程度不够。比如，芯片、集成电路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国内团队专门在搞了，但搞到一定时候，国外卖给我们现成的更好用，自己就不做了；计算机也是这样，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，单位里就有晶体管计算机，是上海某无线电厂生产出来的，但后来因为能从国外买到，就没看到国内继续做了；再比如光学仪器里面的干涉仪，原来在南京有工厂能生产出来，但后来因为外国实验室里的产品更好，买得到，大家就都去买。可以说，本土科研有队伍、有技术，因为没有重视关键的东西自己要不懈地研发和完善，却一次次丢掉了机会。而我们自己的研发如果长期缺位，关键时刻就会被“卡脖子”。因此，科技界需要顶层设计，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、应用都要并举。此前很多人只重视应用端的事，认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是国家层面的事，地方上只要把应用端做好、可以将其直接转化为GDP，就行了。

　　另外，我觉得科研这件事还要充分发挥已有团队的力量，要制定详细的计划鼓励团队分工合作、集中力量做大事，而不是把关注度和科研经费分散到很多人手里，让大家一哄而上、恶性竞争甚至恶化科研环境。有些人说，科技研发就是要竞争，要“把羊放在狼中间”。个人认为，适当的压力可以有，但还是要讲求强强联合，不能让步兵去做炮兵的事。我现在已接近70岁了，我要做的事就是帮年轻人铺路，为他们遮风挡雨，让他们安心搞科研，安心做事。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要加强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，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积极设置基础研究、交叉学科相关学科专业，加强基础学科本科生培养，探索基础学科本硕博连读培养模式。要加强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，在数理化生等学科建设一批基地，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研究。

　　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方向，基础研究平台和人才培养与经济基础有相当大的关系。大型科技基础设施需要经费，科研人员待遇也需要提高，不能“买得起马、配不起鞍”。只有待遇提高上去，我相信，会有很多孩子以自己的兴趣而非收入来选择专业。那样的话，我们基础研究也就不愁没有接班人了。

　　（作者:崔吕萍 | 来源：人民政协网）